因此，他反对自私而用智，不自私则能以有为为应迹，不用智则能以明觉为自然。

因此，他很欣赏曾子所颂江汉以濯之，秋阳以暴之，即濯去旧习，以来新意。这正是王阳明万物一体境界说的最大特点。

以其为生理，故叫做仁。按照王夫之的思想，情来源于性，性来源于天，情是性之所发，但又必须感物而动。但这自己所得者，究竟是什么？ 这就是从审美意识所理解的万物一体境界。人心本自乐，自将私欲缚，私欲一萌时，良知还自觉，一觉便消除，人心依旧乐。富贵不淫贫贱乐，男儿到此是豪雄。

但王阳明所谓本体之乐，却不离经验知觉，亦不离客观对象。他用襟怀、气象、胸次等等形容这种飘逸洒落、超然物外的境界，已经超出了一般语言的范围。致吾心之良知者，致知也。

人的道德认识的提高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是自我反思的过程。知至则见理真切，可以正心诚意，善而无恶。知本无有思，动静皆离，寂然不动者，是至诚也。但这些争论基本上是在理学范畴体系之内进行的。

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，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。吾何求哉？求厚吾德耳。

格物者正物也，物各得其当然之实，则正矣。他认为，朱熹把格物致知说成大学之始，从根本上说是错误。这就是王阳明的致知说。他承认，理具于心，即为性理。

这一学说的特点是以身为本的知行合一说。在张载看来，人伦、庶物之理，是由性所统帅的，理在物而性在人，故由穷理便可以尽性，尽性然后至于命，便能与天合一。因为物不离心，物者意之物。他主张用吾心之良知去正物，而不是像朱熹等人穷物理。

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向外求理？性理便在心中，便在主体意识中，如孝亲之理，只在吾心而不在亲之身，故不可求孝之理于亲之身，只能求之于吾心。三、既然格物并不是为了认识自然界的客观事物，而是为了致知，因此，归根到底它是一个价值论的问题，而不是纯粹的认识问题，其目的是为了明善或止于至善。

[46]《诗·有悟》，《吴康斋集》卷六。他所谓贯通，具有直觉顿悟的性质，即在积累基础上的非逻辑的跃进。

它散在万物则为物理，具于人心，则为性理，性理也就是善，物理被归结为性理，认识论变成了价值论。自然界（包括社会）的现象种类繁多，变化无穷，但人推移其中而变，有不变者存焉[119]。他认为格物比穷理二字更为亲切，因为穷理二字，不若格物之为切，便就事物上穷格[25]。因为心、意、知都不离物。[32] 把认识看作一个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，表现了对人的认识能力的信任，具有辩证的特征。他很重视读书穷理，注解文字，发展到理学后期，有些人专以读书为穷理。

[121] 所谓犯手抟弄，正如手格猛兽、手格杀之之格，是指亲自实践，亲身去做。故欲正其心者，必就其意念之所发而正之。

[77]《复李二河翰编》，《刘子全书》卷十九。[54] 因此，格物是格其心之物，格其意之物，格其知之物。

朱熹更不同意司马光的捍物之说。[27] 二程的格物致知说，强调察之于身、反求诸身，其弟子杨时则进而提出，格物就是反身之学。

[9] 程颐说：知者吾之所固有，然不致则不能得之，而致知必有道，故曰‘致知在格物。把由内向外的方法变成内外双修的功夫，就道德认识而言，显然和人伦事实联系得更加紧密了。穷理之学，诚不可以顿进。[75]《复李二河翰编》，《刘子全书》卷十九。

[115]《物理小识·自序》。格物致知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对范畴。

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。而朱熹的豁然贯通说，则去禅弥近。

[70]《明儒学案》卷五十八。[41]《志道志说》，《真西山文集》卷三十三。

《大学》曰：‘致知在格物，格犹捍也，御也，能捍御外物，然后能知至道矣。不过他认为，天下国家之本在身，身之本在心，心之本在意，意是至善之所止。[24]《大学章句》第一章。[113] 这完全是理学心性论的说法，格物也就变成了知性之功。

物至之时，其心昭昭然明辨焉，而不应于物者，是致知也，是知之至也。他说得很清楚，良知说到底，是一个真诚恻怛之心，盖天下之事，虽千变万化，至于不可穷诘。

另外，在程颢语录中，虽然不多，但也有讲格物致知的话，并和二先生语中的内容完全一致，说明程颢也是讲格物致知的。[74]《大学杂言》，《刘子全书》卷三十八。

格物者，格其见在应感之物，非穷至物理之谓。穷事物所以然之理，何以能明心中之善呢？程颐认为，万物源于一理，一理作为万物本体，是真、善、美的统一，既是自然规律，又是道德原则。